婵之云内衣张健:文化“走出去”视域下的汉语教材出版-出版参考

    张健:文化“走出去”视域下的汉语教材出版-出版参考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的汉语教材出版
    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2012年1月4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决定,确立了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深度融通交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让世界各国人民全面、客观地了解当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
    一、汉语教育与汉语教材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语言教育是文化推广最易被接受的方式
    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学习、理解文化的基础和载体,语言与文化共生共存。语言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语言对于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人的价值观判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话语系统,在这个话语系统中蕴含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髓。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有必要首先学习、了解这个民族所运用的语言,才能透过语言的缦纱,去捕获隐含其内的思维方式及文化思想。因此,通过语言教育进行隐性的文化传播,最容易被接受,对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
    2.很多国家都是通过语言教育与推广实现了文化的出口和价值观的输出
    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语言的传播、推广,很多国家都将语言传播纳入国家文化战略与外交战略的框架内。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无一不是借助于语言的推广带动文化的出口和价值观的输出,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战略成功与经济利益。
    美国政府一直对对外英语的推广持积极的态度,它的对外英语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化外交政策,包括援助教育、建立海外学校、交换留学生等措施进行。比如《教育文化相互交流法案》,以促进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为宗旨,语言教学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英国的语言教育及文化推广主要依靠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文化委员会是作为慈善机构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成立的宗旨是推广对外英语教学,增进外国对英国文化的了解。
    德国的歌德学院是德国国家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其核心任务是推广德语,弘扬德国文化,全方位展示德国形象。歌德学院寄语言教学于文化传播之中,寄文化传播于语言教学之内。
    日本从1981年开始将推广日语纳入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计划中,日语普及事业迅速发展。1989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浦和日语国际中心,作为推进日语教育国际化的基地。日语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和发展,为世界各国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也带动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国际化。
    3.当前是借助汉语教育和汉语教材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利时机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在不断提升,汉语教育快速发展,学习汉语人数迅速增加。2016年全国招收留学生的高校有829所,来华留学生人数为44.27万人;截至2016年底,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3所孔子学院和1074个孔子课堂,各类学员达210万人;2016年各类汉语考试(包括HSK、YCT、BCT等)考生达600万人次;60多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汉语已成为美国、韩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的第二外语,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外语,是加拿大的第三大官方语言;2016年英国启动“卓越汉语教学”项目,预计耗资1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863.7万元),计划在2020年前,从英国7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一年级)及以上的中学生中,选拔和培养至少5000名能流利使用汉语的学生,同时,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计划在该项目结束的时候培养1000名优秀的中文老师;俄罗斯从2016年开始正式将汉语作为统一国家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科目之一;爱尔兰计划2020年把汉语引入高考外语科目;泰国从幼儿园、小学直到大学都开设了汉语必修或选修课程,其中小学约2000所开设汉语课,学生人数在160万左右,中学约1610所开设汉语课,学生人数在120万左右,大学约82所开设汉语课,学生人数在20万左右,华校约有600所,学生人数在180万左右,职业学校约564所,学生人数在80万左右……世界各国对汉语教育的重视,促使汉语教育和汉语教材建设迎来新的繁荣发展。

    二、大陆汉语教材出版的格局与特点
    1950年8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教育部下达了接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五国留学生的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第一批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式开始。陈硕嵩汉语教材建设也开始起步。1958年,邓懿主编的《汉语教科书》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1985年3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成立。该社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家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7月,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国家汉办)成立。该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对教材研发的关注、引导及组织,从国家层面上推进汉语教材建设。在60多年时间里,大陆汉语教材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艰难成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大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繁荣多元发展等四个阶段。现如今,在销的大陆汉语教材有5000多种,各类汉语教材基本能够满足不同教育体制、教学标准、教学大纲、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的要求,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学习目标的学习者的多元需求。
    1.汉语教材出版机构在竞争中逐渐集中,专业出版社品牌影响力凸显
    2000年以后,外国人学习汉语人数的快速增长、汉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国内众多出版社蜂拥进入汉语教材出版领域。除了汉语教材出版的老三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在2005年前后,多达120多家出版社出版汉语教材,出版品种迅速增加,但大多数出版社只出版了较少的品种,甚至一两种,市场占比、市场影响力较小。这个状况,我们可以从一些权威统计数据上得到印证。一是中山大学“全球汉语教材库”的数据,该库目前收录国际汉语教材信息16000余册(种),2006年以后出版量在一半以上。二是开卷数据,2005年5月开卷监测有汉语教材零售记录的品种是806种(这里的品种数仅包括在全国零售市场上有销量的品种,不包括未进入零售市场直销给学校的品种和进入零售市场但没有销量的品种谢雅雯。出版社数量统计情况相同),出版社有55家,其中前三位分别是:①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监控品种318种,占比39.45%,销量前200品种有82种,占比41%;②北京大学出版社,监控品种139种,占比17.25%快乐集邮论坛,销量前200品种有54种,占比27%;③华语教学出版社,监控品种78种,占比9.68%,销量前200品种有24种,占比12%。其他52家出版社,监控品种271种,占比33.62%,销量前200品种有40种,占比20%。
    由于汉语教材编写出版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市场拓展的全球化难度较大、研发与营销需一体化协同运营等特点,经过十几年的市场竞争,目前大部分出版社已逐渐退出汉语教材出版领域,汉语教材出版主要集中在七八家出版社,专业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更加突显。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1月开卷的监控数据:总监测品种2374个、出版社15家,其中在销量前200品种中,前三位出版社分别是:①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102种,占比51%;②人民教育出版社,有23种,占比11.5%;③北京大学出版社,有20种,占比10%。其他相对占比略高的出版社还有高等教育出版社有16种,占比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9种,占比4.5%;商务印书馆有8种,占比4%;华语教学出版社有6种,占比3%。
    2.满足多元化的使用需求,汉语教材出版类型呈现多层次化、多样化和体系化特点
    从2005年7月召开世界汉语大会、2006年召开第一届孔子学院大会以来,汉语教学从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走向汉语的国际传播,从高校的汉语教学走向中小学和社会上的汉语学习,从研究型的汉语教学走向应用型的汉语传播。汉语教学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学习者)、教学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学环境由目的语环境为主,转变为非目的语环境为主;学习者的来源国由最早以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扩展为近200个国家;学习者的年龄从幼儿到青少年到成人各个年龄段都有;学习者的学习目的从作为专业系统学习汉语到为满足职业需要学习汉语到因兴趣学习汉语等各不相同。学习者对汉语教材的使用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相应地,汉语教材出版类型呈现出多层次化、多样化和体系化的特点。
    从多层次化来说,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不同教育阶段的汉语教材,如针对幼儿园阶段的代表性汉语教材《美猴王汉语》等,针对小学阶段的代表性汉语教材《汉语乐园》等,针对中学阶段的代表性汉语教材《快乐汉语》《轻松学中文》等,针对大学阶段的代表性汉语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汉语教程》《博雅汉语》等;有不同难度等级的汉语教材,有按传统区分初级、中级、高级的汉语教材,也有按汉语水平考试六个等级进行级别区分的汉语教材,也有更加细化难度水平层级的汉语教材,如《拾级汉语》细分为10个等级。
    从多样化来说,①有适用不同教学环境的汉语教材,区分为来华留学汉语教材(如《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和海外使用的汉语教材(如《新实用汉语课本》)。②有适用不同母语背景、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者的汉语教材,即除了通用型汉语教材外,还有国别型、语别型的汉语教材。国别型、语别型的汉语教材研发,在2009年前后,在国家汉办的统筹规划组织下,为快速满足使用需求、解决有无的问题,以对经典的通用型汉语教材进行多语种注释为主,如对《汉语乐园》《快乐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当代中文》《汉语900句》等进行了多语种开发,有的教材多达45个语种。之后从针对性原则出发,各出版社逐渐研发出版真正意义上的国别型、语别型汉语教材,即按照各国的外语教育标准、课程体系、教学时制等编写教材,体现不同母语、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特点、难点和重点,符合各国学习者的生活环境、学习习惯,尊重各国的文化规约。代表性的国别型、语别型汉语教材:如《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中国语新干线》《新思维汉语》等。③有适用不同学制类型的汉语教材,有学历教育汉语教材,如《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汉语纵横》;有预科教育汉语教材,如《来华留学生专业汉语学习丛书》;有非学历教育汉语教材。非学历教育汉语教材又区分为短期汉语教材,如《汉语强化教程》,和长期汉语教材,如《发展汉语》(第二版)。④有区分技能培养目标的汉语教材,有以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的综合汉语教材,有分技能型汉语教材,如汉语口语教材、汉语听力教材、汉语阅读教材、汉语写作教材、汉语翻译教材、汉语视听说教材等。⑤有各类专门用途、职业汉语教材,如商务、金融汉语教材、西医汉语教材、中医汉语教材、旅游汉语教材、计算机汉语教材、科技汉语教材等。⑥有各种非课堂用汉语教材,如分级读物、考试用书、工具书等。以上也只是择要概括已出版汉语教材的类型。
    从体系化来说,一方面体现在立足于课程体系整体规划教材开发,满足全教学阶段的教学需要,教材之间既有纵向的难度梯级的有序衔接,也有横向的学习内容的相互映照和多维区分,如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开发的“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按照对外汉语本科学历教育课程体系、分阶段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区分汉语言方向教材和经贸方向教材,其中汉语言方向教材在纵向上区分为四个年级的教材,在横向上区分为语言技能类教材、语言知识类、文化类教材,共计58册。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单本主干教材的配套资源开发上,不仅有课本,还有配套的练习册、汉字书写纸、教师用书、教学图卡、课文音视频,等等。
    3.以“内容+技术+网络”思维,立体化平台化开发汉语教材
    借助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汉语教材的开发已突破原有的外显形式,不局限于纸质介质,逐渐淘汰了装载音频的CD光盘、装载视频的VCD/DVD光盘,而是以内容为核心、以优化学习效果、提高学习兴趣为目的,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各种媒体手段,并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呈现学习内容、创设直观的学习环境、设计优化学习路径,进行跨端跨屏立体化平台化的开发。
    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①以二维码将纸质教材内容与网络上的各类学习资源进行关联。关联的内容和资源有课文、生词、练习的音频,课文的情景视频,练习答案,延伸学习的内容等,所有学习资源都集中于专门的网络平台,网络平台既可是综合的资源平台,也可是某一教材的单独的资源平台,如《汉语乐园》《轻松学中文》《新概念汉语》等教材都有自己的单独的资源平台。②利用MPR点读点视技术,使纸质教材的汉字与声音、文本与视频建立关联。关联的内容有课文、生词的音频,课文情景视频及相关内容的翻译、解释等。学习者可以用点读笔在纸质教材上逐词逐句点读听音频文件,建立汉字形与音的关联;也可在纸质教材上点触相应的标识符号,在电脑上、各类移动设备上跨端跨屏看课文的情景视频,直观理解语言内容、感受交际情景,如《标准汉语会话360句》既可点读也可点视。③基于纸质教材开发的富媒体电子教材。富媒体电子教材在内容呈现上与纸质教材基本一致,但学习者可以在电子教材上实现互动学习,如点击某个句子可以跟听、跟读黄小瑜,点击课文可以看视频学习,点击某个汉字可以学习汉字书写、也可以模仿书写汉字,点击某个练习可以输入答案并被自动判断对错等。④基于纸质教材内容开发的数字化课程。数字化课程既可在线上运行,学习者可在PC端或移动端登录学习,也可装载于U盘上运行,学习者可利用电脑离线学习,如《新实用汉语课本》(第2版)有配套的网络课程,《新概念汉语》有U盘版互动学习课程。⑤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开发的独立学习系统或应用。这类系统或应用,内容上自成体系,并具有互动性、个性化学习特点,如一呀汉语、EasyHSK(汉语学习与测试评估系统)等。
    4.继承创新,汉语教材出版精品纷呈
    进入二十一世纪,汉语教材在继承之前阶段汉语教材发展的优点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学科在理论认识、教学实践的新发展,有突破有创新,已开发出版了一批精品汉语教材。现在并不乏精品,而是很多人在说“缺乏精品汉语教材”时并不了解汉语教材出版的现状。
    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不拘一格,体现了后方法时代的教学法思潮,以培养语言运用能力为目标,以实用性为原则,不唯一法,不唯一纲,兼收各种教学法理论的优点,多元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法于教材的编写中,并将结构、功能、话题、文化等多纲相结合,重新重视语言结构教学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即使不以结构大纲为明线,也将结构大纲作为暗线贯穿教材编写始终,因编写目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地选择以某一大纲为主并结合其他大纲,形成多维度大纲无畏号墨菲特,共同指导汉语教材的编写。如《新实用汉语课本》(第3版),以“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为编写理念,以“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法指导教材编写,在这“三结合”中,“结构是正确运用语言的基础,功能是有效运用语言的目的,文化是得体运用语言的条件。”“一方面汲取了交际法、任务法的主要优点:强调培养交际能力的目标;强调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强调教学内容的真实性和实用性;强调课堂的活动和互动,包括最高的任务式的活动。同时,从汉语教学的特点出发,又继承了语法翻译法和听说法的主要优点:强调以语言结构的教学为基础;强调认知和掌握语言规律的重要性;强调(特别是基础阶段)必要的操练以获得语言运用的正确性。”又如《HSK标准教程》的编写理念为:考教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融入交际法和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核心理念;体现主题式教学的理念。在编写实践中,以培养学习者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以“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为依据设计教程编写框架,以话题/主题为主线,以结构为暗线,采取变换情境和场景的方式展现学习内容,让学习者体会在不同情境下语言的真实运用,练习设计兼顾了听、说、读、写各个方面,在模拟和真实交际活动、任务体验中学习和习得汉语。
    从学生“学”和教师“教”两个维度相结合进行教材的内容选择和形式体例设计,让学生好学,觉得汉语不难学,让教师好教,教得顺畅有成效。从学生学的维度,重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从课文内容、词汇、语言点及汉字的选择、编排方式、所有指令用语指向学生等方面提高学生的直接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进行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前文提到的各种新技术与教材内容的结合开发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各种便利的学习手段。从教的维度,强调教师在学生学的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课文、词汇、语言点及汉字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展示简明,教学思路清晰,便于教师了解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教师用书、教学配套资源的开发等为教师提供详尽的教学策略建议,包括每一课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技巧、教学重点提示、语法点解释、词语搭配、例句、练习答案等,有利于教师实施教学;各种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为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了多种教学手段。在这方面,以《新概念汉语》为代表。
    在教材的研发模式上越来越成熟美男难为,体现在以下几点:①作者的专家化、团队化和融合化。目前使用量比较大、得到业内公认的品牌教材,都是由教材编写专家领衔,组织团队一起编写。教材编写专家如刘珣、崔永华、杨寄洲、李泉、李晓琪、姜丽萍、吴中伟,等等,既是汉语教学专家,也是学科研究学术专家。教材编写团队由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域、跨国家的成员共同组成,既有一线汉语教师,也有从事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也有教育技术专家;既有国内不同学校的汉语教师,也有国外的外语教育管理者和汉语教师。由专家和融合型编写团队编写的教材婵之云内衣,能最好地体现汉语的特点、汉语学习的特点和汉语教学的规律,确保教材编写的针对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实践性。②编辑的专业化、团队化、复合化。高品质的汉语教材的出版,编辑的作用不可或缺。编辑可以与作者进行有效的专业沟通和互动,能给作者有效的编写建议,能敏锐地发现、纠正教材编写的不足或错误,能为教材编写锦上添花,能让装帧设计与教材内容恰当得体地结合。以汉语教材的专业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为例,该社的汉语教材编辑,都是应用语言学或对外汉语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的博士或硕士,都有从事汉语教学的经历,整个编辑团队又按教材开发类型分为不同的编辑团队,每个编辑团队专门研发某一类型的汉语教材,同时每个编辑也是复合型的编辑,不仅能进行纸质教材的编辑加工,也熟悉各种新技术,可以根据内容特点同步策划开发各种新媒体、新技术的纸质教材的配套立体化产品。③作者和编辑协同开发、编写和试用统筹安排。现在更多的教材研发,不再是作者编写完后直接拿到出版社由编辑编辑加工后出版,而是由出版社编辑根据市场需求分析提出选题策划案,与作者团队一起确定教材的定位、编写框架、编排体例、语料的选择,教材的容量与教材开本厚薄协同设计,教材的多种技术展现形式在教材编写时同步设计。这种编辑和作者协同开发教材的操作方式,可有效保证教材最优化的内容呈现和市场最大适用度。精品的汉语教材研发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编写—试用—修改—出版”的打磨过程,一般研发周期在2-3年,甚至更长时间。教材出版后还要持续搜集用户的使用反馈、出版3-5年后就要着手进行教材的修订,这样才能持续地保持教材的生命力,10年、20年、30年不减。前面提到的众多汉语教材都是在打磨修订中不断完善,并最终成为大家公认的品牌。

    三、汉语教材出版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现在汉语教材的出版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历史只有60多年,相对于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还比较短,在“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学”等方面的学科基础研究尚不能完全满足教材编写的需要,我们在借鉴其他语种教学法理论的同时,还需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构建符合汉语学习规律的教学法理论,我们的教学语法体系还需完善,语言形式与功能、意义表达范畴之间的对应体系及难度等级划分还有待研究,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学习策略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对不同语别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偏误研究不够,等等。汉语教学的国际化、应用型的转变,也给学科研究、教材编写提出了新的挑战,要研究国外的语言教学政策和大纲,如美国的《21世纪外语学习的目标》、欧洲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要研究国外的国情和教育制度;要研究海外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要研究特殊目的教学或专门汉语教学的教学模式,等等。汉语教学与新技术、网络的结合,要研究新技术教学手段,要研究新技术、各种媒体手段对不同学习内容的呈现特点、效果,等等。
    其次,汉语教材出版的重要性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保护,比如汉语教材很难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也很难获得国家级的奖项;再如,汉语教材的市场规模相对国内其他出版领域来说非常小,而且需求分散,单品种汉语教材销量很小,而且汉语教材的开发周期长、投入大,国际市场拓展成本高,利润微薄,尤其针对小语种国家开发的汉语教材都属于负利润经营,但汉语教材的研发出版却从未得到过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层面的扶持;又如,在“走出去”工作中,汉语教材对文化走出去的作用被低估,对从事汉语教材编写和国际推广的工作人员在出国次数、时间等方面的政策规定不太能满足外向型工作的需要。
    再次,汉语教材出版,在学术价值认定上未得到充分的认可叶秋欣。教材在整个第二语言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教材的编写水平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是教师学习和提高的工具,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凭借,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教材的编写对作者的学养要求高,研发周期长,曾经有一位教材编写专家说:“要想折磨一个人就让他去编教材。”这也反映出编教材的不易。但在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定、科研考核上,汉语教材却得不到认可,以致优秀的汉语教师不愿花大精力和时间编写教材。
    另外,汉语教材的编辑作用被轻视,得不到认可,编辑在教材编写中付出的智力投入、编辑的知识产权权益缺少法律层面的保护,编辑的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受到影响。当然,这也是整个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
    四、未来汉语教材的开发重点
    1.本土化和国别化汉语教材的开发。李泉、张海涛认为:“汉语只有越来越多地进入有关国家中小学和大学等主流教育体系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深化汉语教学的国际化进程。可以说,进入有关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是汉语真正走向世界和高水平汉语国际化的制度保证。”因此,更加需要开发出版各类本土化和国别化的汉语教材。本土化和国别化的汉语教材要符合学习者所在国的教育制度、课程标准,要考虑、反映学习者所在国情况(如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思维模式、母语特点等),要基于文化、语言对比选择学习难点、学习排序,设计教学方法与练习方式。
    2.高水平汉语教材的开发。当前汉语教学在海外儿童、中小学的快速发展,也预示着未来面向成人的汉语教学将由普及型汉语教学向高水平汉语教学的转变。相应地,需要开发适用于非零起点、已有一定汉语基础的适合成人汉语学习者的高水平汉语教材。高水平汉语教材既包括来华留学的汉语教材,也包括海外使用的汉语教材。
    3.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的开发。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往越来越广泛,一方面来华留学生所选择的专业越来越多,从汉语言扩展到西医、工科、文学、经济、管理、中医、法学、艺术、教育、理科、农科、历史、哲学等十多个专业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从商贸、金融到交通运输、建筑、能源、航空航天、农林牧等都有合作。因而,基于不同用途的汉语学习需求增多,对专门用途汉语教材的开发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尤其是面向海外使用的各类应用型职业汉语教材开发更为迫切。
    4.外向型汉语学习工具书的开发李泰伯。外向型汉语学习工具书是指为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编纂的学习汉语用的工具书。虽然我们已出版了不下50部外向型汉语学习工具书朱晨迪,但外向型汉语学习工具书的开发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与学科发展、与外向型英语学习工具书的发展存在很大差距,在词典的收词、注音、释义和示例等各方面如何区别于对母语者的汉语工具书开发,还有待探索、研究,未来需要大力突破。
    5.数字化汉语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的开发。目前数字化汉语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的开发还刚刚起步,未来需要着重探索的内容:一是如何将数字化汉语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的开发与纸质教材内容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学习体系;二是开发自适应汉语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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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
    2018年出版参考征订通知